“保镖”经济勃兴

　　广东、江浙、京津一带是中国富豪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保镖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称，广州的企业家和文娱名人，请保镖护身的很多。

　　而在广州，则专门有以保镖为主要业务的维多克保镖公司。公司老总本身就是20世纪80年代退伍的军人。

据介绍，该公司聘请的保镖多为体格强壮的解放军陆海空军和武警退伍军人、体育院校毕业生和武师。身高要求在178厘米以上，体重在75公斤以上，平时没有任务的时候由公司支付薪水，从2000元到1万元不等。一经出镖，薪水大涨，按照圈子里目前的行情，年薪在5万元至20万元之间。具体事宜需要和客户面谈，还要签订繁琐的合同。根据客户需要，分短期护卫、定期护卫和全面护卫三种方式出镖，以确保客户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由于保镖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公司给每个镖师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如果发生不测，除了由保险公司理赔外，公司将给予一定的补偿，按照合同要求，客户还将按照工伤抚恤标准支付费用。

　　这家公司一经成立，就引起了浙江、上海等地上百家媒体的关注，该公司自称“保镖业务已引起了数百名企业家的强烈兴趣”。

　　而在浙江温州，由于强烈的乡土观念，许多温州企业家都喜欢在本地找保镖。而温州平阳、苍南一带，由于历史上曾有长达200多年的倭寇入侵，男子习武早成传统，光在南宋就出过10多名武状元。因此，温州富豪们在平阳、苍南一带民间习武者中招收保镖的不在少数。

　　为了让保镖尽职尽责，保镖的待遇颇为丰厚。温州乐清一家知名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常年雇用数位保镖，以保护家人和自身安全。该董事长给保镖的待遇之高在圈内已小有名气，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这位老板最器重的两三位保镖的年收入和福利待遇，很可能超过该企业的分公司总经理。

　　而浙江萧山一位著名富豪的做法则更为夸张，他送保镖的礼物是奔驰600或宝马760。

　　因为对保镖的强烈需求，保镖形成产业并催生“保镖”经济，已成为保安业界的共识。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经济现象。早在2000年，美国保安服务业的经营收入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

　　地下保单繁荣背后

　　除了聘请保镖等形式之外，购买人身保险已成为富豪们保障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只不过，在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本土富豪，似乎更青睐来自港澳等地的境外地下保单。

　　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流入到香港的地下保费至少有100亿港元。由于地下保单价格昂贵，所以多为富豪所消费。如果每份保单平均价值50万港币的话，那至少有两万名大陆富人购买了这种保单。

　　叶某是温州人，香港某著名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凭借在温州的广阔人脉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跑寿险业务，收入不菲。

　　7月29日，在熟人的介绍下，他勉强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在约好的宾馆一见面，他就试图改变记者对地下保单的看法，在他看来，地下保单之所以拥有生存空间并且愈演愈烈，主要还是富豪担心自身安全，以及中国国内保险服务业自身竞争力不强。

　　他介绍了地下保单的流程。首先是在香港设立区域中心或办事处的境外、国外保险公司，发展它们在温州有广泛关系的正式、非正式的业务员，通过人际关系，在内地推销地下保单，保单金额一般在数万美元到十万美元不等，通过分期或一次的方式付清。

　　叶某介绍了地下保单业务员的收入来源。他告诉记者，“外面常渲染境外保单业务员的提成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其实未必，一般就我们而言，能拿到保费总额的8%到10%的收入，已算相当不错。由于是通过人际关系拉保，提成部分的一块收入可能还要返回给投保人。所以真正到手的钱并不多。”

　　叶某还认为，购买地下保单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规避人身意外风险，而不是外界炒作的投资获利。他说，“实际上，香港正规的大牌保险公司，保单回报率并没有外界炒作的那么高，年固定利率能达到4%—6%已算相当不错，外界炒作的30%，可能是六年或七年后的总收益率。说实话，每年4%-6%的回报率在温州来看，根本不算什么。这里的地下金融的回报率都超过12%呢。从我接触的投保人来看，他们买保险还是为了图平安。至于为什么不购买内地的寿险，可能是对内地保险公司的服务态度和理赔标准不满意吧。”

　　叶某还介绍说，许多投保人的的确确把购买地下保单作为规避绑架、伤害等人身风险的重要手段，除了给自己买之外，孩子和其他家人也是他们考虑的对象。

　　他还对保监机构的坚决打压不屑一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内地的富豪们确实有较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内地的保险商们又不能给他们提供满意的保险服务。富豪们把目光投向境外是很自然的。”

　　生活方式转型

　　除了聘请保镖和购买寿险之外，有些富豪还用其他办法保障自身的安全，主要表现在其生活方式的转型。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过多的防护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绑架，还可能引起绑架实施者的注意。为数不少的有钱人选择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不愿意露自己的家底。攀枝花市一家富豪，为了自己的女儿，过了十几年简朴的生活，直到女孩考大学。”

　　“财富容易引起注意，我不愿露家底，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情愿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也更有安全感。”一位经营眼镜贸易的昆山商人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胡润百富榜”评选中，多家民营企业巨头拒绝参与调查。
　27岁的董某和同龄人没有区别，在长途大巴上，当他拿出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还有些不好意思。他刚刚从英国利兹大学读完工商管理，回宁波开始打理家族生意，目前经营的这家精益轴承企业，是从父辈开始积累起来的，在奉化老家拥有自己的工厂，一年纯利润近千万，聘有职业经理人管理。父母都住在宁波，对安全要求比较高，新购置的小区，刷卡进入，电梯自动停在自己所住楼层。这一小区位于宁波中心，全是200多平米以上的大户型，虽低调入市，却早早地销售一空。

　　而对于董某而言，却从来没有为自身的安全担心过。在从宁波到上海的大巴上，他说，公司在上海和深圳设有办事处，所以经常会拎着一个大包，奔波于三地，“我通常觉得淹没在人海中，这种感觉很好，也很有安全感，没有父辈们的担忧。”

　　另外，将子女送到外地或国外读书、将个人财产转移到境外或国外，尽管考虑的是多方面的因素，但在部分富豪眼里，这也是保障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老徐今年51岁，老家在浙北湖州，常年在绍兴的中国轻纺城经商，这位常常淹没在人群里、毫不起眼的中年商人，在绍兴、湖州和安徽都有中型纺织工厂，他对自身安全并不太在意。但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

　　30开外才有孩子的他，对儿子十分疼爱。在孩子14岁时，就把他送到了英国。老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我湖州老家，送小孩子到国外读书并不多见，但在绍兴似乎很时髦，除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之外，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安全。我在那边雇了个保姆兼保镖，孩子一年读书的各项花费，接近80万。”

　　尽管开销比中国大许多，但老徐还是认为很值。他解释道，“像我这样做生意顾不上家里的人，小孩子留在身边，最大的担心就是安全问题，万一被绑架之类的，损失几百万的钱还是小事，小孩子要是有个意外，哪怕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在他心里留下阴影和创伤，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老徐说，孩子到外面读书之后，自己还通过购置房产等渠道，向英国转移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财产。“万一遇到个三长两短，哪怕是国内的资产全部亏进去了，在英国儿子名头上数百万英镑的资产，总还是靠得住的。”

　　另外，投身慈善事业已成为众多富豪的共识，这在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在2005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有半数以上的富豪和企业来自长三角，其中以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为最。

　　民营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这位中餐晚餐都喜欢吃五块钱盒饭，没事回家唱唱卡拉OK，自称每年开销不超过20万的巨型民营企业董事长，把钱花在慈善事业上毫不心疼，每年的捐赠总额超过6800万元。

　　按照温州商人许明的理解，“我们只听说过哪个四处招摇的暴发户被杀，可是，谁听说过一个真心诚意的慈善家被抢劫呢？盗亦有道，去抢劫一个大善人的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无疑比抢劫一个暴发户大许多。”

   本文节选自：广州私人保镖,深圳私人保镖,东莞私人保镖,佛山私人保镖,交易会私人保镖

　　抬头挺胸做富豪

　　但隐姓埋名天天坐大巴、把孩子送到外国躲起来、做做善事以免灾等办法，无疑是被动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专家认为，和谐社会应该为一切人包括富人的正当生存和发展，为财富的合法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通过各种媒介，将防范方法告诉公众显得十分重要。”王大伟教授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容易被绑架的人群，包括名人、富人及弱者。实施绑架的时间段，往往是在春节等节假日，具体时间段则多选择在晚上。而绑架地点多为夜总会、游乐场所、大型超市等。面对绑架，自救自护显得十分重要，一旦被绑架，就要斗智斗勇，多记、少说话，不要看绑架者的脸。这样表示你不会熟悉他们，以减少被撕票的机会。要善于打电话，想到打给谁，想办法传递信息等等。

　　张昌荣教授则提醒注意：首先，在交往对象上，注意保护隐私，特别是面对初次相识的人，要对生活规律、家庭电话保密。其次，加强对重点人群的防范，包括投资商、归国华侨，以及特殊行业者如“三陪小姐”和出租车司机。第三，发生绑架后，不要犹豫，要马上报案，越早对解救人质越有帮助。和警方配合，提供一切信息，但是要注意保护案情，不能轻易将已报案告诉邻居和朋友。第四，增强反绑架意识，在生活工作中，远离一些人群，如吸毒者、无正当职业者等陌生人群。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加重刑罚，对绑架分子进行严厉惩处。

　　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对富豪和民营经济很有研究的马津龙教授除了强调中国富人应该合法致富、依法纳税之外，还特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富豪安全问题是许多问题的综合，当前需要采取多种办法，削减仇富的社会心理。”

　　马津龙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劫富济贫一直是作为正义的东西来宣传的，各种民间小说、故事等等，大都宣扬有钱就恶，贫穷就善。这是旧社会、旧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的反映。但这种社会观念，无形中给那些针对富豪的犯罪分子们，找到了精神和心理上的“合法性”。

　　如今，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包括一切公民，也就包括富人。所以，在新中国、在新时代，济贫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劫富是不允许的。消除仇富、有钱是恶等社会心理因素，严格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才能让一切追求富裕的人们过上太平富裕的日子。

　　马津龙认为，加速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由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