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二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起至今，全国已经开设大大小小的侦探公司上千家，广东有上百家私家侦探公司，从一般诈骗案到贪污腐败案，到特大金融案，商业打假维权，私家侦探们事实上常常涉足公权力范围的刑事案件。 
    　  
       “嘀嘀嘀！”记者和老黄的交谈被他的手机声打断。老黄一接手机，说上几句话就无故掉线，如此接连重复几次。老黄马上换上其它电话卡，发现可以正常通话，说明手机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这个电话号码。“是不是有人在监听我的手机？”老黄有些惊惶地自言自语。老黄称，这种防范心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为了尽可能地规避调查风险，在那次“广州调查业座谈会”申明了几条行规：第一，坚决不接涉及刑事调查的案子，只能接民事调查，避免和公检法系统冲突；第二，坚决不接与司法人员、军警人员相关的民事调查案子；第三，坚决不在婚姻调查中拍床上镜头，因为这会严重地侵犯个人隐私，授人以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调查公司都能守住这个规矩。（本文关键词：维多克广州私家侦探所,广东私家侦探,广东私家侦探所,广东私家侦探社,广东侦探公司）广州一私家侦探社在记者保证不泄露公司名称的前提下，讲述了他们的一宗刑事案子。“那是我们接的第一单刑事调查，委找人要求我们调查一个法官的贪污情况。”调查员回忆。去年上半年，广东某地方法院以极低的价格拍卖了一批被扣押的资产。原资产所有人认为，这批资产的市场价比拍卖价高出几倍，怀疑负责拍卖的法官与买主之间存在勾结。调查员发现该法官与买主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去吃饭和娱乐。于是，他买通两人经常去的几家饭店的服务员，然后叫服务员把数码录音笔带入包厢内。“我们经过几次录音，很快从他们的谈话中找到了具体的贪污线索，然后向有关政府部门作了举报。”有的私家侦探公司已经走得更远。中国侦探网作为最早进行国际化培训和国内最大的调查业网，2004年向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提供线索，并协助调查涉案金额达三亿多元的特大金融欺诈案。 　

　     而北京调查公司的一位李姓调查员则在《北京晚报》上扬言，即使对公安部的通缉犯：“只要有一定的资金保证，我有六成把握抓住他们。”去年8月18日，他帮北京某知名出版社查清了一桩涉嫌一亿多元的图书诈骗案，协同警方抓获了诈骗嫌疑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对这种做法持保留态度：“私家侦探和警察组织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私家侦探业主要服务于公民的私人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涉及私人权利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他们不必遵从警察所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他们不必向公众负责，而只对其自己、职业、雇主和客户负责。”而老黄认为，这些私家侦探虽然涉足了刑事案子，但他们没有直接介入，而是向司法机关举报破案线索，所以没有和国家机器的公权力发生冲突。价格战下的行业危机收费上的恶性竞争使得利润越来越低下，广州的调查业近年来在以一季度新办五家倒闭四家的速度更替“更为准确地说，我们是调查员。因为私家侦探，在目前的法律中不存在。”老黄向记者强调。每一个调查员都会这样强调一下他们的称谓，但事实上在调查业内部，大家仍然喜欢以“私家侦探”相称，许多公司的名称就叫007片里的主角“邦德”，或者叫“德邦”。老黄的电子邮箱名还后缀了“007”这一编号。老黄说他热爱这个行业，也干得很卖命。“但利润越来越少。特别是2004年来，调查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几乎要把这个行业搞垮了。”在广州低端调查业有一定声望的老黄，因此召开了这次“广州私家侦探调查业座谈会”，寻找抑制恶性竞争的办法。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外定价。“我们的行业不能再像菜市场一样乱喊价，这样会显得很烂。”老黄在会议一开始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客户来委托他们调查，往往会货比三家。“但现在问题是，有的叫得太高，高得离谱；有的又叫太低，低得只能略微赢利，这样给客户的错觉是，‘呵，原来你们价格这么乱啊’，结果是对我们的行业失去了信任。”老黄说。另一方面，一旦一家调查公司接到了客户，马上会给其它公司打电话，然后出一个更低的报价。“这样两头压，前年婚姻调查还有一万以上，去年就跌到五六千元，今年甚至两三千元就有人接。这连成本都不够，根本完不成客户的实际委托，结果进一步损害了行业信誉。”不少调查公司的负责人认同了老黄的看法。广告竞赛也开始拖累一些私家侦探公司。原来平均一个月八九千元左右的广告，现在在新公司的进逼下，上升到万元以上。

          一位与会者提出：“这几个月是婚姻调查的淡季，对外定价下降，对内成本上升，广告成本足足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不知道又会倒掉几家公司。”有与会者称，广州的私家侦探调查业其实在以一季度新办五家倒闭四家的速度更替。“准入门槛太低了，看了几本私家侦探小说的人也想来做，在其它公司做了几个月也想出来自办公司。大家以为是暴利”，“为什么这么容易办公司，因为启动资金五六千元就够了”。与会者们感慨说。一位与会者道出的个例很有趣，这家名气不小的私人侦探所其实只有一个人，一共花了五千元钱就办起来了。为了使上门的委托人相信这是一家大私家侦探公司，居然租用了另外一家大侦探公司的办公室与前台小姐，然后拉着“这张虎皮”作“大旗”。 “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行业标准和行业形象，否则我们会自毁长城。”老黄说。他们甚至有了申请成立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的方式来自我调控的想法。

          但最后，这次会议什么也没有谈成。一位与会者悲观地对着记者感慨：“为什么同行之间会竞相压价，为什么大家做事都这么神神秘秘，为什么有了社会需要却没有社会地位？这个行业刚刚诞生却好像快走到末路了。我们，生活得多么自卑啊。”真正的大鳄潜在水下中国本土的高端调查业，早已脱离了查二奶、追债的阶段。但与低端调查业的喜好炒作相反，他们刻意保持着低调。 “我要和这种说法划清界线。”坐在玻璃幕墙办公室内的资深调查员老陈(化名)对此非常不屑。他的调查公司坐落在广州天河区的一幢商业写字楼内。
   
          老陈是被记者以激将法激出来的：“如果不是公众与媒体对调查业的一再误解，我并不想站出来说什么。大多数人以为调查业就是查二奶、追债。其实，中国本土的高端侦探调查业，早已脱离这个阶段了。”但老陈在接受采访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与公司名称：“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已。”老陈承认，高端调查业的这种刻意低调，与低端调查业的喜好炒作，刚好形成反差，也因此成为了媒体与公众误解中国调查业的原因之一。 　　老陈的侦探公司不接受个人业务，只接受公司与企业的业务。“原因主要有两个，个人业务获利小，而且目前法律障碍也比较多。” 在这家公司不足20平方米的会议室内，挂满了二十面左右的玻璃框。框内是许多知名外企与该公司签署的知识产权保护授权或商标保护授权协议书，其中包括惠普、宝马、丰田、雅马哈、佳能等。为国际名牌企业打假，是这家公司的主业。

          有人曾做过统计，每年仅打假的费用，宝洁中国公司要花掉一千万美元，联合利华三千万人民币左右，红塔山在一千万人民币左右，保守估计，中国目前的打假市场每年产值至少在七八亿左右，国内侦探调查业的市场前景非常诱人。与国内私家侦探调查公司向高端发展的同时，一些国外大鳄早已潜入中国本土。平克顿在1992年就安营广州，1994年杀到上海，1995年进驻北京。自1999年始，宝洁公司将其在中国的打假业务全权交由平克顿独家代理。据《中国商务调查报告》一书不完全统计，除了平克顿公司外，目前已在广州安营设立代表处的知名英美侦探公司还有两家：罗思国际(英国)有限公司，主营知识产权保护；克罗尔联合公司(高乐集团)，世界知名私家侦探公司，主营反欺诈、反窃密、反情报、反商标侵权和企业危机管理、反洗钱等多方面。 行为法学的研究者郑刚认为，根据中国的入世承诺，入世五年后中国将全面开放服务业，包括私家侦探业在内的安保业。现在，离这个期限只有不到两年了，这些跨国调查公司正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面对国际私家侦探调查业大鳄的竞争，一个令郑刚感到乐观的消息是，中国本土私家侦探调查业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处境将不会太久。据悉，去年年中，公安部首次对私人调查业务机构展开摸底和调查，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全国10个省市同时开展。一些乐观人士认为，这次大规模调研触及了两个核心问题：私人调查机构自身的合法性和取证的合法性，也可能表明国家开始把是否对私人调查业给予“解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称：“私人调查机构的大量存在已是公开的秘密，将来可能出现的现象是：打假公司成为一种法律服务部门，就像律师事务所一样。”

         调查业全球现状中国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私家侦探作为一种职业，在我国至今仍未开放。但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10月，中国已有私人侦探调查类企业组织或机构(包括调查公司、咨询公司、信息公司、经纪公司、猎头公司、私家侦探所、私家侦探社、侦探公司、保安公司、危机管理公司等)近2.3万家，专业调查机构、调查业从业人员近20万人。国际在美、德等国家，私家侦探、私人保安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警察；美国的私家侦探公司在3000家以上，从业人员160多万，年营业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日本、英国各有1000多家。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外交路线、政府更迭，小到平民百姓的民事、经济纠纷，无不为私家侦探所涉猎。

维多克广东私家侦探总公司：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135号天立大厦503